马斯克跟《经济学人》的总编辑吵了一架，整整吵了九十分钟。他们到底在吵什么？两个人甩出一大堆数据，是真的吗？如果两边的数据都是真的，我们到底应该信谁？还有一个最要命的问题：到了AI时代，我们是不是已经没有了真假，只剩下信与不信？

先把画面支起来：地点不是演播室，也不是会议室，而是特斯拉得州超级工厂的车间，背后就是机械臂和生产线。马斯克坐在自己的地盘上。就在采访前几天，他刚把已经约好的CNBC采访推掉。坐在他对面的是六十多岁的英国女士赞妮·明顿·贝多斯，牛津出身，说一口标准英式英语，是《经济学人》总编辑。九十分钟聊到最后，两个人吵得面红耳赤。马斯克还端得住，用他那套聪明劲一条条反驳；贝多斯是真急了，最后几个回合声音都变了。

这场架的结尾比采访本身还精彩。采访播出后，马斯克在自己的平台上公开称这位总编辑为“西方的叛徒”。国内也报道了这次采访，但基本只报了一句：马斯克说中国AI会领先世界。这话他确实说了，而且说得很实在：中国AI公司用很少的算力就能做到现在的水平，一旦算力上来，可能就是领跑者；约束条件说到底就是电和芯片，中国卡在芯片上，中国以外卡在电上。他讲AI实际上只讲了半小时，剩下六十分钟都在吵架，后面这部分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

先说三组数字。第一组是2亿4,000万对125万。2亿4,000万是马斯克在X上的关注数，125万是《经济学人》全球付费订户总数，而且还是它创刊180多年以来最好的成绩，两者相差192倍。第二组是0对1,400万。贝多斯说，美国国际开发署砍得那么急，非洲的孩子会死；马斯克给出的数字是0，而她手里的《柳叶刀》研究说，断供到2030年可能造成超过1,400万人死亡。第三组是62,775对44,447。马斯克说，欧洲热死的人比美国被枪打死的人还多，为什么不写篇文章讲空调？这三组数字，一个假的都没有。最要命的地方就在这里：两个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谎，却谁也没能说服谁。

拆这场架之前，先得认人。贝多斯毕业于牛津大学圣希尔达学院，学的是哲学、政治和经济学，也就是英国培养内阁大臣的那个专业；之后在哈佛读硕士，还是肯尼迪学者。毕业后，她被波兰财政部长请去当顾问，当时正值东欧转轨、休克疗法推进最猛烈的时期；随后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了两年经济学家。1994年，她进入《经济学人》，从新兴市场记者一路做到商业和金融版主编，2015年2月2日出任第17任总编辑，成为这家1843年创刊的杂志在172年里第一位女性总编辑。到今天，她在这家杂志工作了32年，当总编辑11年。

这不只是一个记者，而是一整套西方精英筛选机制一级一级选出来的人。牛津、哈佛、IMF、《经济学人》四道门，每一道都得有人点头才能进去。对面坐着的马斯克却一道门都没有走过。他的授权不来自任何部门的筛选，而来自2亿4,000万个关注按钮一个个点出来，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九十分钟里，他们先后打了五场：第一场，什么叫正常人；第二场，断供有没有死人；第三场，英国会不会内战；第四场，欧洲热死的人是不是比美国被枪打死的人多；第五场，2亿4,000万人关注你，你该不该负责任。

第一场：谁才是正常人

第一架是“什么叫正常人”。这一架数字最少，却是全场的地基，后面四架全从这里开始。贝多斯先说，马斯克支持的不只是民粹右翼，而是极右翼，在有些国家甚至是非常边缘的党派。马斯克立刻打断她，说自己支持的是正常人，凭什么把他们污蔑成极右翼？贝多斯问：“你觉得那是正常人吗？”马斯克回答，往回倒10年、15年，这些政策完完全全就是正常的：边境应该安全，城市应该安全，花钱应该合理。这三条哪一条是极右翼？他接着批评贝多斯和整个媒体界，称他们对“极右”一词的用法荒唐、虚假、误导，是胡说八道，并特意要求这段一定要保留，不要剪掉。贝多斯答应一点不剪，原汁原味放出来。

马斯克在《经济学人》总编辑的采访里当面要求“别剪”，其实不是在跟对面的人说话，而是在对屏幕外的2亿4,000万人说话。他从坐下来那一刻起就没打算说服贝多斯，而是打算当着她的面说服屏幕前的你我。

贝多斯没有继续争论什么叫极右，而是换了个打法。她说，马斯克支持的那些人里有相当卑鄙的人。德国选择党的魏德尔本人，她见过，确实是个相当有想法的人，但党内有真正的新纳粹。马斯克带着2亿4,000万粉丝给整个党做无差别背书，在欧洲的影响力之大，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马斯克回答：“我希望我的影响还能更大一点。”

这一架的关键在“正常”两个字。正常不是描述词，而是一把随时移动的尺子。一条街原来都卖包子，你也卖包子，你就是正常的买卖人。后来铺子一家家改卖蛋糕，大家开始说这是一条做西点的街；你一步没动，还在原地蒸包子，却成了守旧派、跟不上时代的人。你说自己才正常，没有撒谎；街坊说你不正常，也没有撒谎，因为街已经变了。

贝多斯争的根本不是定义，而是背书的代价：魏德尔本人没问题，不等于党里真正的新纳粹没问题；马斯克给整个党无差别背书，那些人也就跟着他的2亿4,000万关注者一起上桌了。马斯克谈立场，贝多斯谈后果，从头到尾不是一个话题。这不是辩论，而是两列火车在两条不相交的轨道上各开各的，谁也撞不上谁。

“我希望我的影响还能更大一点”，可能是九十分钟里马斯克最坦白的一句话。贝多斯本来想让他因影响过大而感到不安，他却直接把影响大当成好事接了下来。在他的价值观里，影响力本身就是正当性。这个逻辑后面还会用到。

第二场：断供到底死没死人

第二架是“断供到底死没死人”。贝多斯说，她相当支持这次援助体系改革，但关停大批项目的方式肯定会造成不必要的死亡，讲的是马斯克在DOGE关闭大量项目。马斯克只回了一个词：“Zero”，也就是0。贝多斯说，她有记者在非洲，抗艾滋病的药一夜之间断了，人会死。马斯克则问，全世界几万家NGO为什么不接手？比尔·盖茨基金有500亿美元，麦肯齐·贝佐斯捐了500亿，他们若不接手，同样有责任；而且钱根本没停，只是转到了国务院。

贝多斯随后说了全场很漂亮的一句话：她对这次改革其实相当同情，但改革的速度和突然程度几乎必然造成不必要的死亡，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马斯克说，这完全是假的。

贝多斯的底气来自《柳叶刀》覆盖133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回头认定，这些项目20年间避免了大约9,100万人死亡；再往后推演，断供到2030年可能造成超过1,400万人死亡。马斯克所说的“钱没停”也值得拆开：2025年3月，国务卿卢比奥宣布取消83%的项目，5,200份合同砍掉八成三，剩下不到两成。这好比公司把我的出差报销额度砍掉八成三，把剩余额度转到另一个部门审批，却告诉我额度没变，只是换了流程，显然还是有差别的。

但也别急着认为贝多斯赢了。1,400万不是逐个点出来的数字。世上不会有一张死亡证明写着“死于美国断供”。断供不直接杀人，而是让药停了、诊所关了，让本来能治的病治不了。因此无法点名统计一个、两个、三个，研究者只能建立模型：假设资金一直给下去，算出本来应该有多少人活着，再减去真实世界的数字。这套方法是为了让看不见的死亡进入账本而发明的，天生带有误差，所以必须按区间报告。1,400万的区间是850万到1,970万，它只是中间数。

所以真正的分歧不是死没死人，而是什么才算数。马斯克要的是数出来的死亡：名字在哪里，死亡证明在哪里？贝多斯给的是推算出来的死亡：模型认为少活了多少人，就算死了多少人。过去州县遭灾，往上报死亡人数也有两种方法：一种翻户部黄册，一册册点名字；另一种按年成推算。两种都能上奏，都不算欺君，关键是办谁的时候用哪一本。要办地方官，就翻黄册，把人命一条条摆出来；要给自己贴金，就用区间很宽、可以挑一头念的推算数。

这一架里，马斯克要的是死亡证明；可下一架攻击欧洲时，他恰恰用了推算数字。贝多斯则正好反过来。两个人都没撒谎，而是都换了尺子，都在需要证明自己论点时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一把。

第三场：英国会不会发生内战

第三架是“英国会不会发生内战”，也是全场最火爆的一场。贝多斯说，马斯克宣称英国内战不可避免、只是时间问题，问他上次去英国是什么时候。马斯克说几年前。贝多斯说，自己一直在英国，他说的就是胡话。马斯克回了最伤人的一句：“你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里。”

贝多斯接着讲犯罪数据：伦敦比美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安全得多。由于马斯克拥有那么多粉丝，许多美国人真的相信欧洲已被可怕的穆斯林移民占领，每个街角都有强奸。马斯克的结论是，如果有一大群快速增长的人，其信念与西方信念对立，到了某个时候一定会有一次清算，那就叫内战。贝多斯提议一起去英国转一圈。马斯克说自己去过100多次；她再问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他还是只能说几年前。去过100多次和最近一次在几年前是两回事，这成了全场最尴尬的30秒。

贝多斯的数字确实有分量。伦敦2025年凶杀率是每10万人1.1人，为2014年以来最低；华盛顿特区则是27.5，正好是25倍。这一项上，她是碾压式的正确。但还有一层：英国国家统计局同时发布两套犯罪数据，一套来自警方记录，一套来自居民入户调查。警方记录下降，居民调查却上升，民众实际经历的犯罪同比增加10%。同一个国家的犯罪，在两套账本里呈现相反方向。所以“所有数据都不支持你”这句话本身也挑了尺子，她选的是警方那一本，因为那一本在下降。

这个世界上没有“数据说了什么”，只有你拿哪把尺子去量。以后有人说数据是客观的，就问他：你手里的尺子是谁给的，量的是哪一头？

争论进行到中间，贝多斯拿出了一部具体电影，叫《公民义警》，一部2026年的加拿大动作片。男主角是搬到欧洲的前美国陆军军官，白天是有产业的体面人，晚上变成公民义警，专门处理法律没能处理的移民罪犯。法官把6个强奸犯当作“难以融入社会的受害者”放掉，他便杀了法官，再闯进强奸犯家里，把一家人全部处决。

德国分级机构拒绝给电影评级，理由是它宣扬私刑；在德国没有评级，基本等于不能进入院线。主演阿米·汉默在2021年因性侵指控事业一夜归零，这是他这些年唯一接到的主角。后来有报道称，他看完影片后崩溃，认为电影充满仇恨、令人作呕。导演愤怒否认，说自己给了他钱和机会，他开开心心拍完却反过来背刺，这就是精英的惯常嘴脸。

6月25日，这部无法在德国上映的电影被完整上传到X，免费放了48小时。马斯克本人转发，还特意提到“史翠珊效应”：越禁，传播越广。烂番茄影评人给出6%，观众给出94%，相差88分。同一部片子，两拨人的分数都是真的。至于市场表现，导演称截至6月30日，流媒体收入60万美元，而成本是200万美元，所以它依然亏钱。

回到采访桌上，贝多斯说自己前一天看了这部电影，认为它不是好电影，把欧洲描绘成反乌托邦，美化私刑暴力和对一个穆斯林移民家庭的屠杀，马斯克把它放到X上是不负责任的。马斯克只回了一句：“我觉得它就是一部电影，值得一看。”这九个字把她那一大段道德指控卸掉了。

这就像街面上的录像厅。街坊说你放的片子教坏孩子，老板说这不就是一部片子吗，爱看就看，不爱看别看。他没有反驳指控，也没说电影拍得好，而是把这场争论从公堂挪到街面。上了公堂要讲王法，在街面只能讲个人好恶。贝多斯没有说出口的意思是，既然这不是一部好电影，大家就不应该看；马斯克的意思则是，它是一部电影，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要不要看，你无权替我们做决定。

第四场：高温死亡与枪支死亡

第四架是“欧洲热死的比美国枪杀的多”，最短，却杀伤力最强。贝多斯说，美国谋杀率高得多，很大程度是因为枪太多。马斯克给出一个“有意思的数据”：欧洲因高温死亡的人比美国因枪死亡的人多，为什么不写篇文章讲空调？贝多斯很体面地回答，《经济学人》也写了几篇空调文章，上周封面就是一篇长文，并让马斯克读读他们的杂志。

根据《自然医学》覆盖欧洲32个国家的研究，2024年夏天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为62,775人；美国疾控中心记录的2024年枪支死亡总数为44,447人。只看这两个数字，马斯克赢了。但一个数字是算出来的，一个是数出来的。没有谁的死亡证明写着“死于天热”；高温会诱发心梗、脑梗、中暑，研究者只能用高温期间实际死亡人数减去同期预期死亡人数，把差额算在高温头上，这叫超额死亡法，与前面1,400万的模型属于同一类。

62,775的区间是36,765到84,379，它只是中间数。区间下界36,765低于美国枪支死亡的44,447，而后者是一张张死亡证明统计出来的。就像游戏装备写着伤害3.7万到8.4万，不能对别人说这把刀固定一下就砍6万2。区间就是区间，掐掉区间只报中间值，就不只是数据，也是话术。

还有一层，恰好是马斯克那句反问自己的答案：欧洲家庭空调覆盖率大约20%，美国大约90%。欧洲热死人更多的直接原因，本来就是没有空调。再拆美国44,447个枪支死亡：其中自杀27,593人，占62%；他杀15,364人，占34.6%。贝多斯说“谋杀率高是因为枪太多”，针对的是34.6%，但两个人谁都没有提那27,000多人。

这正是需要看见的东西：不是谁在撒谎，而是一堆真实数据从哪头念，就替你从哪头说话。

第五场：流量是否必须负责

第五架是“2亿4,000万人关注你，你该不该负责任”。前面四架都是铺垫，这一架才直奔主题。贝多斯问，一方面，马斯克描述十年后文明级的变化；另一方面，他又长期参与社交媒体上最糟糕、如部落主义粪坑般的环境，这两个世界观怎么能放在一起？马斯克说自己不觉得矛盾。贝多斯追问他是否反穆斯林，他没有直接说“不”，而是说，如果有人带着对立的观念来到一个国家，他反对这个。

贝多斯摊牌问：那你明白为什么有些人恨你吗？马斯克说，也许有些人恨他，这大概是真的，但他不在乎；正如贝多斯所说，有2亿5,000万人关注他，所以喜欢他的人远多于不喜欢他的人，而且恨媒体的人比媒体自己意识到的多。记者的好感度只有15%左右。贝多斯说自己知道，美国确实如此。马斯克说，人们恨她远远超过恨他。贝多斯回答，认识她的人比认识马斯克的少太多，她与他不在同一个赛场上。

“记者好感度15%”大抵有出处，但换了口径。盖洛普2025年的数字是，美国人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最低28%，在50年调查史上首次低于30%；对记者诚实与道德标准的评分，报纸记者是17%，电视记者是13%，这才接近15%的来源。它不是好感度，而是对是否诚实的评价。一个人可以不喜欢你，同时认为你不撒谎。

同一组调查里，共和党人对媒体的信任度是8%，首次跌到个位数；民主党人则是51%。所谓媒体被全民憎恨，更准确的说法是，一半读者恨你，另一半依旧相信你。这是割裂，不是崩塌。马斯克说“他们恨你”指的是那一半，贝多斯说“在美国是这样”指的也是那一半。两个人都对，但都只说了一半。

这一架真正的胜负手是贝多斯那句“我跟你不在同一个赛场上”。说这话时她像是认输了，却也是全场最重要的一句大实话：她的赛场比的是你说得对不对，马斯克的赛场比的是有多少人听你的。

两套话语权规则的死结

五场架打完，把它们合起来，就能看到下面埋着什么。贝多斯经过四道门，每一级都万里挑一，筛选非常严酷。但筛选的不只是聪明，还有合适不合适。每道门后都站着一整套体系，体系点头，她才能进去。所以她判断时不只是一个人在判断，也会考虑整套体系希望她如何判断，因为她服务的不只是自己，也是把她一级级选出来的体系。这不是说她不诚实；恰恰相反，她越诚实，就和体系贴得越紧，因为她的判断力本来就是体系一层层教给她的。

这才是马斯克那句“你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真正扎人的地方。在这套体系里，贝多斯被挑出来替社会思考、替社会判断真假，这既是职务，也是信念。那些没读过牛津、没订阅《经济学人》的普通人，在体系眼里成了无知民众，是需要被告知的人，而不是需要被听见的人。底层表达由精英通过数学、统计和分析代为呈现：你的日子好不好，不用你说，抽样调查会说；你怕不怕，不用你喊，犯罪率会说。哪怕英国居民调查的犯罪率上升，只要警方数据下降，她依然可以选择相信警方。

在这套体系里，一个具体的人只是小数点后许多位的一个数字，可以被四舍五入。回头再想“你活在真空里”，它就不只是气话。马斯克指控的是：你并不打算听这些人说话，只打算替他们说话。你手里的犯罪率在下降，却没有去那些觉得不安全的人家里坐一坐。你不是不诚实，而是压根不需要。

这像青天大老爷升堂。老爷爱民如子，清正廉明，没有私心，但判案靠的是卷宗、文书和师爷抄来的数字。对老爷来说，那只是今天第七件案子；他没法把七件案子里的每个人都当成完整的人来看。

《经济学人》的125万订户，是各国决策层、投资人、企业高管和大学教授。他们读完再讲给董事会、学生和下属。这125万不是读者数，而是节点数，像朝廷邸报，印量小得可怜，却从中书发到各省，再由官员传到县、传到乡绅，最后在茶馆讲给百姓听。印量小不等于影响力小；它本来就不准备直接给所有百姓看，而是给那些负责告诉百姓该怎么想的人看。这套体系还有一个巨大好处：出了事找得到人。文章是谁写的、谁负责，都查得到。

再看马斯克。他的2亿4,000万关注确实是一个个点击出来的，但也有水分。他买下推特并改名X时只有1亿1,060万粉丝，现在是2亿4,000万。对谈中常说2亿5,000万，但实际数字是2亿4,000万。X公开推荐算法代码时，有人在里面发现了专门标记发帖人是不是马斯克本人的标记位。算不算违规？我的判断是，这可能算合法：440亿美元是真金白银，这条街是他买下来的，他把自己的铺子挪到街口第一家，又把路牌指向自己家，并不奇怪。现在它已经到1.7万亿美元，更不容易买了。但马斯克回头说大家全是自己走到他这里来的，也没那么厚道。

这场架真正的死结是，两个人从头到尾都在各说各话，而两句话都成立。贝多斯的指控是：你没有经过这套筛选，没有考过科举、点过翰林，没有任何一道门约束过你，却掌握着2亿4,000万人的注意力，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大，凭什么可以不负责任？这套体系最值钱的，从来不是“我更聪明”，而是“我的命拴在这句话上”：我署名、发更正、上法庭、丢饭碗。它接受几道门的规训，换来的是说话资格；你不接受规训，凭什么白拿这个资格？

马斯克的“我不在乎”也不只是耍无赖，而是一整套世界观：你那个资格是几十个人内部发的，与我无关；我的资格是2亿4,000万个真人一一点出来的。你们的章程我不认，所以你们那套责任我也不背。

矛盾就在这里。一个说权力必须配责任；另一个说，那种责任只是你们体系的规矩，我不属于那个体系。这两句话在各自逻辑中完全成立，彼此之间又没有双方都承认的第三方裁判。所以他们吵九十分钟仍说服不了对方，不是因为水平不够，而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一张两边都认的桌子。

他们争的从来不是移民、欧洲或空调，而是世界的话筒应该归谁：一边是任命制，一边是流量制。更有意思的是，他们互相指责对方活在真空里，而且两个人都说对了。贝多斯活在几道门里面，门外的人只是数据表格里的小数点；马斯克活在2亿4,000万关注里面，那也是算法替他挑出来的世界，划走的人他同样看不见。两人各自站在一个精心过滤的世界中央，指着对方说：你活在泡沫里。

AI时代的真假与信任

这就来到这一期最核心的结论：AI时代没有那么多真假，只有信与不信。两个人全程没有一个人犯明显的数据错误，引用的数据都是真的，也没有听错对方的问题。伦敦每10万人1.1的凶杀率是真的，欧洲高温相关死亡62,775是真的，《柳叶刀》的数据是真的，15%的媒体评价也有真实来源。他们不需要撒谎，因为真实世界足够大，大到你想要什么样的真话，都能从里面找到。

但他们经常不正面回答对方的问题。九十分钟后，两个人都认为自己赢了，而且各自的赢都有数据支撑。这不是一个人诚实、一个人不诚实，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举证规则在同一张桌子上争谁才算数。

今天每个人都能拿到海量数据，在AI帮助下，拿到的数据大概率还是真的。但同一份真实数据，会把不同的人引向完全相反的结论。同一个44,447，马斯克用来证明美国的枪不是主要问题，贝多斯用来证明美国的枪就是问题；同一部《公民义警》，一边看见煽动仇恨，一边看见言论自由。

以前常说有数据、有事实、有真相。现在的问题却在于我们想相信什么。我们往往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先射箭，再画靶子。很多人说我不客观，没错，我也是主观的。即使引用这么多数据，我依然主观，因为还有一个讨好型人格的AI在帮我。当我先得出结论，再让AI按结论找数据，它会干得很好。

结果是，未来不会有那么多真假，只剩下信与不信。每个人先选好自己要相信什么，再带着选择去找数据；AI替他把数据凑齐、把状子写好。所有人都站在真实数据上，得出完全对立的结论，而且人人都能拿出真的证据。

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学人》这样的媒体没用了？恰恰相反，我认为它比过去更重要，只是角色变了。有个非常讽刺的事实：X上的“社区笔记”是马斯克用来替代编辑的纠错机制，可它引用的信源高度依赖专业事实核查机构、维基百科和新闻媒体。他说不需要编辑、不需要记者，但替代品引用的恰恰是编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

我的判断是，马斯克这样的传播方式未来大概率会成为主流，这个趋势挡不住。那么个人怎么办？我看到任何数字，第一反应不再是它真还是假，而是它怎么来的：是从死亡证明一张张数出来的，还是模型推演出来的？超额死亡究竟怎么算？只要是算出来的，我一定要找它的区间，还要知道是谁算的、有什么利益诉求、为什么会算出这个数。我会以这种方式看待所有数据。

今天不是要讨论欧洲会不会内战，也不是要讨论欧洲是否比美国更安全，或欧洲是否有很多人死于高温。信哪边都可以自圆其说。真正要讲的是一件大得多的事：在一个所有数据都是真的、所有人都能拿到数据，还配有一个专门替你找证据的AI的时代，我们究竟该相信什么？

争论的结尾：谁有资格说话

采访快结束时，贝多斯说，如果马斯克只是主张欧洲应该有安全的边界，她完全同意。马斯克说自己支持移民，只要对方能成为有产出的成员、诚实，并且不虐待当地人。贝多斯回答，这几条她也全部同意。吵了一个半小时，互相说对方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指责对方全是编的，最后落到具体政策上，两个人却发现基本一致。这才是最吓人的地方：他们从来不是在吵事情，而是在吵谁有资格说这件事情。

采访播出后，马斯克回到自己的平台，面对2亿4,000万人，称这位与他吵了九十分钟的总编辑为“西方的叛徒”。他没有再举数据，也没有继续辩证，只是表达态度：我认为她是叛徒。马斯克认为，自己虽然买下X并拥有2亿4,000万关注者，但同样拥有言论自由，有权在平台上说出自己的观点。注意，这是观点，不是事实。

在采访桌上，双方讲事实、摆道理、举数据，为的是说明观点有事实依据；在X上，他不需要事实，只需要观点。为什么下桌以后还要补这一刀？因为在他的赛场上，这才是最后一个回合。桌上的九十分钟遵守贝多斯的规则：摆数据、讲逻辑、最后握手言和；回到自己的平台，规则就换成马斯克的：2亿4,000万人看见了，没有更正栏，也没有事实核查团队。这不是一句气话，而是一次示范，示范两套规则的差别。

那到底该信谁？这个问题问错了。以后不会再有“该信谁”，只会有“我选择信谁”。选择是你自己做的，不是数据替你做的。数据会影响你，而且从今往后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真、越来越唾手可得，但它一条也不能替你决定。你先射箭，后画靶子；它只会在你作出决定后跑出来为你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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