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被截取的“福利”
北大的张丹丹教授说，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我作为一个灵活就业者，来跟你讲讲我是怎么享受这种福利的。
8月21日，有一个节目叫《聊一波》，主持人是《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同场还有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姚景源讲到，2亿多灵活就业者内部差别很大：制造业零工大多是30岁以下的农村男性，外卖骑手平均35岁，网约车司机很多在45岁上下，其中一部分人以前做生意赔了，身上还背着债。他最后说，这些人没有企事业单位提供的那份社会保障。
王波明接着问，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张丹丹的原话是：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更好，非正规就业或者零工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的“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正规工作社保待遇很好，有五险一金，但需要牺牲自由，以朝九晚五换取社保；灵活就业者需要的是自由度，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选择权，代价是社保保障相对薄弱。因为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就不会有单位为他们缴纳社保，或者说，为什么要为他们支付这么多东西？
有人把这段话剪成短视频放了出来，24小时之内话题阅读量突破10亿。节目官方微博随后下架视频，剪辑却仍在网上传播，只留下了“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半句话。
被剪掉的部分是，王波明后来又问：灵活就业是他们主动选择的吗？张丹丹回答，有些人是主动选择，有些人则是没得选，因为找不到一份有劳动合同、有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她还有一句直接针对平台的话：大多数平台基本不给零工上社保。她随后给出一个方案，有的平台会按照社会平均工资50%的标准，在骑手自己缴纳社保时替他补一半。姚景源当场也追问，不能简单地把灵活等同于福利，制度设计上必须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这几段话一句都没有传播出来，传出来的只有“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所以，断章取义肯定是真的，这句话得先说明，否则后面就没法谈。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张丹丹完全没有责任？也不是。把删掉的内容全部放回来，她的完整意思是，自由本身有价值，而保障需要另外补上。这在学术上也许站得住脚。问题是，她说这句话时，电视机或手机屏幕外那些45岁、背着债开网约车的人，听到会是什么感受？放在那个位置上，这句话就成了替“没有保障”寻找的理由。
胡锡进第二天早上9点28分发了微博，两句话，一句批评张丹丹，一句替她说话。他批评的是：“对于灵活就业者来说，灵活就是福利”，可能成为其社会保障薄弱的理由，这种表述完全不可接受。他维护的是，不要因此抹杀张丹丹教授此前为维护灵活就业群体权利所做的大量努力。他给的台阶是六个字：该说明的说明，该致歉的致歉。他还说了一句大白话，怀疑张丹丹当时脑子短路了。
我不认同“脑子短路”这个判断。我不认为张丹丹天生就是坏，只是她说的话原本不是面对普通大众的。经济学家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出违反大众认知的话并不少见，她这句话甚至排不上号。至于解释或道歉，既然已经上了热搜，无论乐不乐意，都可以借这个机会完整表达观点。最后究竟能传播出几句话已经不重要，机会已经送到面前，关键在于接不接得住。有人骂她，不等于她只能把这件事当成危机公关；事情引起关注，也是一种流量机会。
张丹丹与经济学家的表达方式
先看张丹丹究竟是什么人。她有三个头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另外还是人工智能与灵活就业专委会主任。在中国研究灵活就业，她就是最对口的人。她这些年推动的事情也确实朝这个方向走：平台和劳务公司共同承担骑手社保，是她呼吁的；按照零工种类拆分社保，也是她提出的。这两项现在都在落地，所以胡锡进说不要抹杀她以前的努力，并非客套。
真正让我坐直的是她三年前做过的一件事。2023年6月17日，她在《财新》发表文章《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官方公布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是19.7%，她认为分母存在问题：约有1600万青年不上学也不工作，因为没有找工作，所以在官方口径中不算失业人口。她把这1600万人加回去重新计算，得到46.5%，也就是接近一半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从19.7%到46.5%，上升了一倍多。三年前，把统计口径之外的人找出来的是她；三年后，说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的还是她。这个人并不一定发生了变化，只是作为经济学家，她一直就是这样说话。
比如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廉租房不应该有厕所，这样有钱人就不会去买。单听这句话，会觉得穷人住的房子为什么不能有厕所？但当时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是紧俏资源，如果盖得特别好，真正需要的人可能抢不到，有资源、有关系的人反而能拿走。把上下文掐掉，只剩“廉租房不该有厕所”，就会变成“何不食肉糜”。还有经济学家厉以宁说过，取消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这句话我也没法替他解释，因为没有去看完整上下文，但它同样出自经济学家。
国外更是重灾区。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讲过，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一个寄生阶级，他们不创造什么东西。阿根廷总统米莱也是奥地利学派的。这个学派主张让经济回到更本源的运行方式，让生意正常做下去，不需要那么多政府管控。这些话单独拎出来都是暴论，放回原来的书里，却只是论证的一部分。
经济学家的话往往是说给同行听，有时也是说给上级领导听的，像“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除了米莱这样的特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需要参加竞选。他们用暴论展示自己，期待决策者注意，有点像姜太公用直钩钓鱼。对普通人来说，拿直钩钓鱼像个傻子；对求贤若渴的君王来说，这反而像是有本事的人发出的信号。理解经济学家面对谁、为什么形成这种说话习惯，就可以把张丹丹想成拿着直钩钓鱼。她原本不是说给普通百姓听的，这次成为热议焦点，对她也未必是坏事，等于这根直钩又被上层决策者听见了。
灵活就业的统计口径
接下来分析灵活就业，我想讲四件事。第一，统计表究竟如何把我算成灵活就业者，这个词的发明让我感到别扭，甚至丢人。第二，灵活就业链条上每一环挣多少钱。送外卖、开滴滴、工厂打零工都算灵活就业；大家使用iPhone时，制造iPhone的富士康工人也可能是灵活就业者，因为旺季被招回来，淡季又被开掉。第三，社保资金池是如何出现问题、现在又准备如何修补。灵活就业成为普遍现象后，原有社保设计很难支撑，张丹丹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第四，AI到来以后，灵活就业究竟是过渡状态，还是未来。AI时代可能是一个原子化时代，灵活就业人口也许会占更高比例。
先说统计表如何把我算成灵活就业者。我上班时当然不算，失业后去领失业保险，在这段时间里属于失业人口。我已经缴够失业保险年限，所以领了两年。中国的规则是，缴满一年失业保险可以领12个月，缴满5年可以领18个月，缴满10年封顶领24个月。我老老实实领了24个月，这段时间在统计中属于失业人口。但24个月一结束，我就算灵活就业了。不是因为真的找到了活，也不是因为开始跑滴滴或做了其他事情，而是从此被归为灵活就业。
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才算失业。中国统计失业采用调查法，统计局每月抽取12万户入户调查，使用国际通行标准。就业门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调查那一周，为获得报酬而工作的时间有没有超过一小时。如果超过，就算就业；如果没有，才不算。只要干了一个小时，跑了一单外卖、接了一趟滴滴，就都算就业人口。
我还专门去街道问过。我说自己做YouTube，收入也还可以，现在还算不算灵活就业？工作人员给出的区分标准很清楚：有没有人为你缴社保？我说没有，社保都是自己交。对方说，那就没问题，你仍然属于灵活就业。
“每周一小时”的门槛不是中国发明的，而是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各国基本都这样统计。本意是不把打零工的人当作完全没活干的人埋没掉，但落到中国现在的就业结构里，效果反了过来。2025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平均为5.2%，年末还降到5.1%。这个数字看起来还可以，但我认为灵活就业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失业人口。
在中国，很多词不能直接说，换一个词，意思好像就变了。比如股市跌了，不能说“暴跌”，如果在社交媒体上说今天有5000家公司下跌、只有几百家上涨，节目可能马上被删。要换成“今天股市有5000家待涨”。“跌了”和“待涨”其实不同。“待涨”暗含一个谎言，仿佛未来肯定会涨；“跌了”只描述今天，不承诺未来。失业也是如此，不能说失业，只能说灵活就业。“灵活就业”听起来像仍然有工作、有收入，每周至少干一个小时，还能拿一点钱回来，这和失业有巨大差异。
中国到底有多少灵活就业人口？官方窄口径是2亿，但这是2021年左右统计的，节目中说的是2亿以上。宽口径报告给出的数字是，2025年2.8亿，2026年预计3.2亿。两个数字都可以成立，差别在于是否把农村自营、小商贩和零散兼职算进去。无论哪个口径，灵活就业人口都奔着就业人口的一半去了。
中国就业人口约7.25亿，剩下的是老人、孩子或因残疾无法就业的人。3.2亿占7.25亿的44%，也就是接近一半就业人口属于灵活就业。把城镇调查失业率5.2%和灵活就业占比44%放在一起看，我们通常想到的零工、滴滴司机和外卖骑手，可能连灵活就业人口的一半都不到。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彻底没有工作，并没有统计。因为不愿承认很高的失业率，大家就被归进灵活就业。我现在也在这个过程中，只是算混得比较好的一个。
收入、隐性成本与算法工时
再看灵活就业链条上各环节的收入。3.2亿人中有挣得多的，也有挣得少的，当然也可能真有人一周只干一个小时。先报一组月均收入：月嫂10128元，外卖骑手8325元，网约车司机7623元，快递员6360元，制造业普工6013元，保安4592元，环卫保洁3928元。保安通常包吃包住，因此4592元基本能落进自己口袋。
很多工厂厂长说，年轻人不来打螺丝，宁愿跑滴滴、送外卖。有人骂他们为什么不能多给钱，但工厂多给钱，产品就会变贵，竞争失败后工厂也可能倒掉。那么，跑滴滴、送外卖的人真的比工厂普工挣得多吗？不是这么简单。工厂工资看起来低，却会承担很多其他成本。外卖骑手和滴滴司机用的是自己的车，需要买车，买不起就贷款或租车，还要加油、充电、维修，违反交通规则也要自己承担处罚，所有社保也得自己缴。把这些成本全部扣掉，滴滴司机和外卖骑手的收入可能比工厂普工还低。
张丹丹说，他们得到了自由。以我自己的情况看，这近乎是一个谎言。我虽然没有出去跑滴滴或送外卖，但现在每天工作时间绝对比上班时更长。过去老板骂我，因为是老板发工资，无论服不服都得听；现在评论区有人骂我，我可以不理，因为钱不是他发的。这一点确实自由了，但劳动时长比以前长得多。
滴滴司机和外卖骑手也一样。统计显示，网约车司机每天工作9至12小时的占59.53%，12小时以上的占10.33%；外卖骑手每天工作9至12小时的占76%，12小时以上的占19.74%。换算成时薪，收入会更低。工厂当然也加班，但至少还有劳动法约束；跑滴滴和送外卖时，劳动者被算法推动着加班，没有加班费，却仍以为自己在多劳多得，这很悲催。
价格还在不断下降。工厂上班可以积累工龄和经验，以后还有升职机会；做网约车司机或外卖骑手，只能与越来越多的人竞争。广州网约车每公里收入从2022年的3.46元降到2025年的2.66元。全国网约车驾驶员证从2021年1月的308.6万张增加到2024年10月的748.3万张。人数翻了一倍，单价下降23%。网约车像一个大蓄水池，进入的人越多，单价越低。
算完这笔账，张丹丹把这种自由说成福利，我肯定不能认。但也不能说自由一分钱不值。《自由与爱情》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排在生命和爱情前面，可自由究竟值多少钱？一个月挣4000元，在店里挨骂又不敢辞职，很憋屈；一个月挣7000元，在外面风里来雨里去，承担所有风险。两者的差价，就是诗里没写的那一行，这个价钱每个人得自己填。
企业为何偏爱灵活用工
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灵活就业人口？顺序千万不要弄反。不是先有一大批人想要灵活，才产生灵活就业；而是企业先想灵活用工，然后才有灵活就业，顺便还替不愿承认高失业率的政府掩盖一部分失业。
企业为什么要灵活用工？把两头的账加起来就明白了。养老保险单位缴16%，个人缴8%，单位承担的是个人的两倍。再加上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公积金，单位为正式员工付出的成本比工资高出三分之一还多。把正式员工变成零工，这一大块成本就归零了。企业仍然给他四五千元，剩下的让个人自己解决。
同时，企业对未来前景也没有信心。养一个员工，需要不断支付年金积累；工作时间越长，通常还要涨薪，而劳动强度可能下降。既然未来怎样谁也不知道，不如都转成灵活就业：今天需要就用，不需要就结束合作，不必谈离职补偿和劳动合同。现在很多企业，特别是华为，会把员工转成外包员工再重新使用。国家也在管，但具体管成什么样还没有看到报道。对单位来说，这笔账太容易算，甚至班组长都能算明白。
这并非只有小工厂在做，大公司做得更熟。华为如此，苹果供应链企业也如此。欧美还有工会，一部分劳动者可以制约老板，与老板集体谈判；中国虽然有劳动法，工会却不能通过集体谈判和罢工去制约老板。老板受到的限制很少，自然愿意选择灵活用工，因为成本降低了。中国人又很擅长“卷”，一家企业不省这个成本，另一家省了，后者就可能把前者卷死。
于是，各方力量共同把灵活就业池子推到了3.2亿：一方面它掩盖了一部分失业率，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灵活用工极大降低用工成本。
传统社保如何适应零工时代
再往后就是社保问题。原来的社保制度是为正常上班的人设计的，个人缴一部分，公司也缴一部分，而且公司承担的比例通常更高。除了公积金双方各付一半，五险中单位缴纳比例都高于个人。现在越来越多人灵活就业，没有公司承担那部分。像我自己的社保，就完全由自己缴。对社保资金池来说，收入少了，自然很痛苦。
张丹丹研究的正是，未来灵活就业越来越多时应该怎么办，尤其是平台上的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如何获得保障。在海外，Uber司机也抗议过：自己开Uber和正常上班一样，但平台不给社会保险和其他保障。他们也会抗议、罢工。这个问题不只中国有，而是全世界都有。
张丹丹去和京东、美团等平台商量，能不能给劳动者上保险，这方面确实有正面作用。平台的回应是，如果一个人在平台工作的时长不够、活跃度很低，真的是一周只干一个小时，平台不愿意给他上社保；但如果他一周工作7天，每天十几个小时，平台愿意给他上社保，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全职员工，甚至比全职员工工作更重。
如果灵活就业只是临时状态，过段时间大家又能找到稳定工作、恢复稳定生活，就不必研究如何改变社会制度和保障方式。但张丹丹研究的是另一种未来：社会越来越原子化，灵活就业人口可能从现在的44%增加到80%以上。继续依赖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就运转不下去，因此必须调整制度，让社会适应灵活就业时代。
AI时代与OPC一人公司
AI时代会不会让社会彻底原子化，让灵活就业人口从44%涨到百分之七八十？我的观点是，AI时代的社会确实会朝原子化前进。每个人自己就是一家公司，自己接活、自己交付、自己收钱，就像我现在这样。中国也在往这个方向走，只是在AI真正普及之前，就先掉进了原子化就业结构。
政策已经给出一个方向，叫OPC，也就是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这个词到2026年才成为政策术语。南宁人社局在2026年3月30日的文件中给出定义：由一位核心人物主导，主要依托AI应用平台、数智员工、智能体或者外包协作支撑业务的新型创业企业、个体创业者，这就是OPC。
OPC铺得很快。截至2026年5月，全国已有426个OPC社区，覆盖65个城市；20个省级行政区出台了100多项扶持措施，包括算力补贴、免租工位、创业担保贷款、模型调用券，能给的基本都给了。
这对3.2亿灵活就业者都有用吗？我的判断是，对大部分人没用，因为3.2亿人根本不是同一拨人。OPC想扶持的是会使用AI、有手艺、敢创业、手里还有东西能卖的人，我这样的人才是OPC瞄准的群体。给一个45岁、开网约车、身上背着债的人发一张算力券，他不知道拿来做什么，解决不了问题。
以我为例，现在使用的电脑和拍摄设备，都是用缴完个人所得税之后的钱购买的。如果注册OPC，这些就能计入成本，还可以顺便多缴一些社保。但前提是，我要缴的个税必须高于这些成本能节省的钱。我自己算过，现在注册并不划算，所以仍然老老实实缴个税。如果以后收入上涨、税负很高，我可能会注册OPC，降低个税，购买更好的设备，做更好的选题，甚至再雇两个人，但这是以后的事，现在依然不划算。
所以，OPC这条路是真的，但接不住3.2亿人，只能接住其中最上面的一小撮，再加上一批原本就不在其中的人，比如律师、会计师和导游。这些人的收入必须高到缴个税不划算，才适合做OPC，和是否使用AI其实关系不大。
职业转换可能跨越几代人
那么，剩下的灵活就业者怎么办？他们离开工作岗位后，还有没有其他方式承接？我要讲的是，这些人中的很多，可能会很痛苦地度过职业生涯。
可以用英国圈地运动作类比。圈地运动从15世纪末开始，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前后300多年。农民失去土地，教科书常用一句话概括：这些人后来变成了工人。但实际不是这样。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走进工厂，因为没有受过相应培训，也不具备需要的能力。很多人去码头做苦力，或者成为无业游民。真正成为工人的，是他们的孙子、曾孙、曾曾孙，经过两三百年才完成转换。
土地被圈走、被赶离土地的人，不可能马上变成工人。现在也一样，一个人成为灵活就业者，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能成为OPC，通过AI改变生活，没有那么简单。也许他的孩子或孙子可以走上这条路，但他自己仍要先想办法活下去。300多年是十几代人，每一个具体的人能不能结婚、留下后代，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后来成为工人的人，是不是当年失地者的后代，我无法统计；如果真去统计，可能有很多失去土地的人直接就断了后代。
我算是提前转过来的一个，利用AI和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开始赚钱。之所以还没有做OPC，原因只有一个：现在挣的钱还不够多，注册以后不划算。
“灵活”究竟是谁的选择
最后总结，灵活就业这四个字走到今天，就是一句体面话，和把股票下跌写成“待涨”一样。对一部分人来说，它就是一个谎言。真正能在其中主动灵活就业的，是每天看到的滴滴司机、外卖骑手，也包括像我这样做社交媒体、自媒体的人，但这些人可能只是3.2亿中的一小部分。更多人仍在慢慢挣扎，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也搞不清楚。
我对张丹丹只有一个要求，而且她也做得到：把这件事继续解释下去。既然事情已经引起关注，就接着往前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上来辟谣，不要说谁有问题、要封账号，千万不要走这条路。
背景图片
